

| 张江,张江。 九十年代初的张江,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大工地。以当时已经修建完成的两条主干道郭守敬路和科苑路为坐标轴,整个张江高科技园区被潦草地划分为四个象限,每逢下雨天,就成了一片汪洋,而被两条主干道划分开的这四个地块则分别被称为东、南、西、北海。于是,雨后的张江,被笑称“中南海”。 1994年,上海市政府组织留学生回国省亲代表团,25位海外学人在阔别祖国多年后,终于又一次踏上了辽阔的中国版图,常兆华就是其中之一。若说是当时的上海浦东吸引了他,着实有些勉强。从浦西繁华的购物中心越过黄浦江,陆家嘴仍然是一片荒芜,只有刚刚落成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和在建的金茂大厦,似乎预告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开发。张江,更似上海东部一块难得的处女地,给人一种不期而遇的希望,创业者们纷至沓来。 从MicroPort Surgical Science到MicroPort Medical shanghai “1994年是我赴美七年后第一次回国,在此之前,我几乎跟国内没有一点联系,但是一旦踏上了回国的路,回来创业的渴望就特别强烈。在国外工作了七八年,真希望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情,这恐怕也是多数留学生们最原始的回国冲动。此后,我就开始频繁的回国考察,一年至少四五次。为了节省往返两国的时间,1995年我搬去加州,一年后正式辞职,开始准备筹办微创的事情。”两年间,常兆华走访了全国各大省市,亲眼目睹中国百姓微薄的收入,和与之相对应的冠脉介入产品高昂的垄断价格,这些最终导致国内介入医疗产业停滞不前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年只有3000例病人,而当时美国每年约有70万例患者接受这种治疗。“我相信有这样一个市场,也相信中国不断增长的GDP能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冠心病的微创伤介入治疗,更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最终能使产品在中国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1996年,MicroPort Surgical Science(美国微创)在加州注册成立,它是上海微创的前身,也是在充分考虑中国本土当时薄弱的工业基础后做出的决定。“做高科技产品,不光是财力,物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员和工业水平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我们很难找到可以直接开展研发的工程师,也很少有政府官员听说过导管和支架这样的产品。因此,对于能否成功将技术转移到国内,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苦于无人可用,他找了常白玉先生,由其推荐从老家挑选了几名具有培养潜质的年轻人来上海工作,其中有的还被送去美国接受相关设备的培训,同时,对导管和支架产品的研发和攻关也在马不停蹄的进行中。“其实我自己本身对这个领域也不太熟悉,只能把当时所有的产品全部收集过来,那时家里的厨房就是我的实验室,桌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导管和显微镜。”一个月内,家和公司这两点间的无数次往返,构成了生活的全部。“要在中国生产医疗器械,我们不可能把美国的工程师和工人带到中国去,这在当时不可行,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只要有一个中国人能在这里亲手做出一根合格的导管,企业就有继续往前推进的可能性,这个梦我就敢做。”这近乎于一种赌博,赌注是尚未出世的中国微创。所幸的是,近一个月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为上海微创带来了设备和人员,美国微创也成功地完成了它的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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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益民 注册与临床副总裁、党支部书记 大约在1997年下半年,我第一次见到常兆华博士,他背着一个很大的包,里面装着一台东芝笔记本电脑、工具盒以及所有相关的资料。那时我还在张江高新技术发展促进中心工作,这是一个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和发展的机构。常博士告诉我们他要成立一家公司,然后打开他的工具盒,给我们看他自己设计的各种各样的支架。大约就是一根金属管,在空气中拉直,然后放进温水后又恢复到原来的形状。现在我们大家当然都知道那是支架,但当时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对他描绘的产品一无所知,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常博士动作很迅速,很快与我们签订了租房协议,租下郭守敬路351号2号楼618室大约100平米的办公室,然后,他委托我全程办理公司的工商注册手续,并将可行性计划和相关章程报外资委审批,所以,我清晰地记得,1998年5月15日那一天是公司所有手续全部办完的日子,也就是微创医疗正式成立的日子。 |
| 汪立 首席运营官 ------ 当时国内90%的支架都是进口的,我们去医院推销产品,放眼望去,医疗架上MicroPort几乎被淹没在进口支架中,国内也很少有医院敢用国产的支架。为了推广微创的产品,我们从日本请来了在心脏病领域非常权威的Seito先生试用微创Mustang支架,同时从全国各地请来了20多位医生观摩手术,希望通过这次手术,来检测支架的性能,也借此机会让更多中国医生接受微创的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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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湘媛 注册总监兼北京分公司经理 北京分公司成立八年,我也在微创工作了八年。最初我们十来个人要做整个北方市场的开拓,所有产品,没有明确的分工,注册、市场、销售,连公司的卫生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尤其是2002年底到2003年初,那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北京这边只剩下三个工作人员。早期的注册工作相对现在看似简单,临床的病例也少,当时的法规是做5到20个病例就可以完成,但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面,即便是5个病例,也很难找到,因为没有人认识微创,在这之前,医生的视野里只有境外的产品,要让他们下决心把一个陌生的产品放入人体,我们是把自己的信用都赌上了,医生则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也因为这个领域很新,很多手术对于医生来说是全新的,所以,我们除了说服医生使用我们的产品,还要告诉医生如何使用,搜集很多资料,来向医生全面的推广产品。 |
| 吉美玲 客户服务部主任----- 从《介入放射学杂志》来到微创,原本是为了一个慈善基金项目,谁知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销售部缺人手,我就成了销售人员,卖球囊。我没有任何销售经验,但是多年来一直在医务系统工作,对于上海的各个医院还比较熟悉。当时的产品包装特别大,上海的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便利,我们只能拎着大包小包坐公交车跑医院,有时还要遭到车上乘客的白眼。冠脉市场渐渐稳定后,我开始做大动脉产品的市场开拓,现在微创的产品越来越多,每一个产品都有相应的销售人员,相应的客户服务就要跟上,我就开始做客户服务工作。无论哪个产品,都需要我们站在客户的立场,时刻关注与客户的沟通,通过不断磨合,使产品更加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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