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身于军人世家，父亲曾参加策反傅作义、董其武两将军起义，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然而，我并未享受过这份父辈用鲜血换来的荣誉，和很多家庭一样，我的家庭也没有逃过“文革”的风波。1966年，父亲因历史问题不清楚被隔离审查批斗，我也被迫辍学，自此，再也没有进入过正规学堂进行学习。然而，即便命运如此不公，我依旧没有放弃对学习的坚持。17岁那年，我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赴云南边疆当知青，期间我表现突出，得以返城。自此，我的人生也开始出现转机。1980年，经内查外调，父亲得到了平反，1996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多次被评为“十大标兵”、“优秀共产党员”。

2002年我正式退休，开始业余创作，十多年来，走访了许多个省，参观了上百个纪念碑、烈士陵园、纪念馆、名人故居，一心想着用文字弘扬英烈的精神。2008年11月，我发表处女作《知青纪念碑》；2010年至2012年，又以纪实录的形式，撰写了《知青纪念碑续集》和《再续知青纪念碑》等知青题材的书；2015年至2017年，我先后撰写了《不容忘却的记忆》、《永远的丰碑》、《重走中国远征军之路》等历史题材的书。2018年1月，我所撰写的六部作品被“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首都图书馆”两大权威国家图书馆作为馆藏收藏。

但是，我的创作爱好在2019年11月因为疾病而按下了暂停键。当时，由于胸口疼痛，我被送往了安贞医院并被确诊为冠心病。11月6日上午，我住进了安贞医院CCU病房，下午，我感觉胸口疼痛难忍，随后做了心电图检查，医生说我病情愈发严重了，需要做心脏支架介入手术。没有太多的犹豫，我便决定接受手术。经过医生的快速施救，我堵塞的心脏血管中被准确植入了一枚支架，被医生从死亡的悬崖边拉了回来。

但是，我很快又陷入了对支架的担忧，因为支架植入后不久，偶尔会感觉胸部有异物，血压也出现了波动，睡眠质量变差，这一切都让我怀疑：做支架真的是个正确的选择吗？我咨询了同病房的病友，大部分病友都没有这种排异反应，有的比我小二十多岁，先后放了五个支架都没有反应。为什么我放了一个支架就有反应？

因为始终感到不安，我再次咨询了主治医生，医生指导我放松心情、多听轻音乐、少想胸部植入支架这件事。遵从医生的指导，我的情况开始渐渐好转，支架刚植入那会的症状开始逐渐消失。一个月后的复查，生化化验与心电图也都显示我的身体恢复了正常！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我感觉身体又开始重新属于自己了。

获得重生的我陷入了回忆：六十多年来的人生，经历了四次劫难，唯有此次是最为凶险的。经历过这次劫难之后，我愈发觉得余下的人生每一分每一秒都弥足珍贵，我决定继续自己的创作，目前，新书《永不褪色的记忆》正在创作之中！期间，我还飞去了加拿大探望孙子，和老伴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见证了四十年的红宝石婚。

生活很美，让我们一起向前！